缅怀贺伯珍、秦鸿钧烈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在民族危难之际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民族英烈

朱庆澜领导的抗日后援会对王德林将军的支援

文/朱汉

王德林是在9.18事变和马占山江桥抗战爆发以后,第一个在吉林东部地区举义抗日的中国军人,是创建第一个吉东地区抗日救国军的领袖。吉东抗日救国军也是东北抗联的雏形,这支部队有共产党人参与,其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与其他队伍不同,所以后来涌现了许多抗联和东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如李延碌, 周保中等都出自于此。

坊间对王德林的出身年月众说纷云,有说是1873年,也有说是1875年和1878年出生。其实,王德林是1874年出生的,老家在山东沂水。王德林原名叫王林,1938年在老家山东去世,后葬在沂蒙山区。大约是在1893年正逢山东闹灾荒,王德林就如同其他闯关东的家乡人那样,到了东北以后在伐木场伐木和烧窑打短工维持生计。1899年他应征加入了修筑东清铁路(后称中东铁路)当了一名筑路工人,但是眼看着俄国监工凶残地对待中国工人,他们烧杀淫威,无恶不作,王德林实在是忍无可忍,就拉起一个百十号人的队伍,自刻一枚“反俄救国被逼为寇”的大印,在黑龙江和吉林一带专门打击沙俄军队和沙俄商贾大股,凡侵华沙俄军人和沙俄大财主、恶霸均为王德林的队伍打击的目标。王德林这支绿林和别的响马似乎还很不一样,首先,他帮助穷苦人,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常把缴获的俄人财物分给贫民百姓。他不打中国人,也基本上不同中国官兵作对,他只对付沙俄和商贾恶霸。所以对这么一个有老百姓基础的绿林组织来说,中国的官家和老百姓都不把他当响马(土匪)看,并还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有民族血气的绿林豪杰。老百姓都称他红胡子老王林,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干脆亲热地叫他王大爷。

插图:吉东抗日义勇军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将军(照片由王德林将军的孙女王同提供)

插图:此委任状由王德林將军的嫡孙女王同提供。

插图:朱庆澜的弟弟朱庆恩先生

我无法考証祖父朱庆澜同王德林是怎么认识的,不过听家里老辈儿人说,王德林同朱庆澜的弟弟朱庆恩(幼桥)认识。朱庆恩曾在吉林督军孟恩远部任军需督办,1916年外出督办军需,因染疾,病逝于任上。当时,朱庆澜正准备赴粤出任广东省长,为办丧事,朱庆澜推迟了赴粤任期。在朱庆澜离开东北赴粤之时,向吉林都督军孟恩远提出:“把王德林他们收编下来吧。”其实,孟恩远也早就听说这个绿林豪杰了,也正有此意,再经朱庆澜这么一提出,于是,孟恩远就让自己的远房侄子,一个叫孟富德的人,同时也是他的贴身副官到吉林宁安将王德林请到督军府,劝导王德林将他的队伍改编为正规军队,并说这也是朱庆澜将军的意思。王德林听后,非常痛快的答应了。随后,孟恩远问王德林出了绿林是否愿意稍改一下名字,如在他原名王林当中再加一个德字,意思是施德于人,并再送二个字叫“惠民”,意思是有惠于民。王德林也痛快地答应了。就此,王德林被委任为吉林驻军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后来几经改编,但王德林带出来的原班人马一直保持三营的番号(注:岳中志和车相勛那篇《王德林与老三营举义抗日》的文章对王德林被收编的那段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打那儿以后,民间也就有了红胡子老王林变成了“老三营”的王大爷王德林这么一个称呼了。

孟恩远下野以后,王德林又和孟恩远的继任孙烈臣(孙占鳌)的部下朱榕成了好朋友。9.18以后,在王德林防区内发生了“瓮声砬子事件”,紧接着,王德林的“老三营”就此宣布脱离敌伪,举义抗日,成立抗日救国军。当时的伪延吉警备司吉兴让朱榕带领一个团去讨伐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结局是朱榕和王德林两人握手告别。当时,两边的士兵都停止前进,并高喊:“自己人不打自已人”就这样,两边无伤。于是,朱榕带队回府交差说:“都是自己兄弟,这仗没法儿打。”【注:据我所查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原伪满州国侍从武官长吉兴审判笔供记录,也証实了老辈儿人对我口述过的这段历史基本上也是属实的。审判笔供记录是这样的:

时间:1954年12月5日

地点:抚顺战犯管理所

人物:伪满政府侍从武官长吉兴

内容:吉兴交待犯罪事实摘录如下

交待笔供摘录一:“1931年9.18事变,当时我在吉林省间岛当镇守使,兼步兵第十三旅旅长。我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顾人民,不顾祖国,为保全自己生命,不肯牺牲,带领部下投降了日寇,当日寇占领吉林省的时侯,我就决心投降,召集团长朱榕、王树棠、粱冸三人,对他们说明东北的局势和日寇势力强大,提出投降的意见,征求他们的同意。唯有朱榕团长表示反对,我就一面威吓,一面劝诱,朱榕说镇守使愿意投降,我不投降,并要求三个月后辞职,我当即允许了。王、粱两团长没有什么表示,我就宣布投降,听从吉林省伪军政长官熙洽的命令办事……”

交待笔供摘录二:“1931年10月间,我的部下王德林营长带全营士兵拉出去抗日……原因是日寇要修敦图鉄路(敦化至图门)路线,勘查队到明月沟并未通知当地军警,日寇工作人员直行上山,用望眼镜四面了望。驻明月沟一连的士兵早有准备打日本鬼的意思,这时看见日寇上山的举动……开枪射击,打死日寇两名……经交涉结果,被打死的每人给抚恤金三千元,作为了事。以后因我严责王德林带兵不严,他怕法办,且该营士兵平日都有抗日的爱国思想,遂于11月间拉出,向宁安县镜泊湖一带实行抗日。在该营路过官地村时,我用电话与王德林通话劝其归回,又派粱冸团长单人追随,劝他们归回,都没有收到效果。所以我派朱榕团长带兵二营前往讨伐,到达石门子,所有的士兵都不愿前进,他们的口号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这一讨伐,遂归失败。朱团长只得率队回归珲春原驻地。自后王德林带部下常在东宁,绥芬,一面坡一带与赵尚志将军联合抗日,到1935年,王德林由苏联境转道上海去了。”

交待笔供摘录三:“1931年11月中旬……因当时王德林营由延吉县明月沟带全营士兵起义拉走,我回延吉派队讨伐一次,未见功效,停止讨伐。我把延吉警备司令职务交给朱榕接办。”以上是吉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审讯记录。】

在《血肉长城》一书中,岳中志和车相勛回忆文章是这么记载的:“瓮声砬子反日事件以后,日本人认为‘老三营’驻防瓮声砬子,威胁吉敦铁路的修筑工程,便胁迫大汉奸熙洽将‘老三营’调防吉林,归所谓吉林剿匪司令部指挥。‘老三营’全体官兵开到敦化打尖时,听说让他们开往黑龙江去打马占山,顿时怒火中烧。 全营官兵拒绝上火车,齐声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他们纷纷把刚发下来的黄袖标志摘下来扔进火里。王德林带领全营官兵,改变行军路线,向额穆县城行进了……”这些回忆都是真实的,由于“瓮声砬子事件”,日本人一直对王德林的“老三营”耿耿于怀,就让投靠日本人的熙洽和吉兴立即将王德林部换防。实际上“换防”吉林是假,去黑龙江打马占山是真。在明白真相后,王德林的“老三营”全体官兵就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拒绝上火车,随后成立抗日救国军,转战于黑、吉边境。 而朱榕也是在“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这种民族利益口号的感召下拒绝对王德林进行讨伐,最后自己拒绝再任伪职,拒绝去日本对天皇称臣, 而跳海自尽, 而受到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人给予颁布的渝字第367号 (国民政府令)的明令褒

插图: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独立第一支队司令部发的証章

插图:朱庆澜、唐聚伍慰问东北抗日义勇军

由于王德林登高一呼,吉东地区就出现了一支最早的抗日队伍, 这支队伍就是王德林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抗日救国军每个官兵都戴着两边写着“不怕死,不扰民”中间是“救国军”的袖标,转战于吉、黑交界地区。救国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役是王德林所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此场战役以少胜多,击毙日军天野少将,还击落一架飞机,四战四捷,因此一时名声大振。原东北军的一个独立团在绥芬河宣布起义,中东鉄路工人、爱国学生,要求参加救国军,老百姓奔走相告传递好消息,甚至当地的胡子、响马都想前来投靠王大爷参加救国军打小日本。于是,救国军从刚开始的“老三营”三百多人开始,一下子扩大到一万多人,控制了中东和南满鉄路的东西段。他们炸毁桥粱,破坏公路,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我所查到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庆澜所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捐款收支第一次总结报告》记载:1932年间,后援会援助王德林部共20,000.00元,不包括军用器械和弹药,总援助资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86,091.18元。

插图:这是驻吉林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在1933年4月份收到朱庆澜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捐助的款项共计20,000元现大洋捐款后,开出的收据。

1932年冬,日军组织了强大的冬季讨伐攻势,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及占绝对优势下,向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发起进攻。1933年4月间,救国军余部继续奋战在吉、黑交界地区,直至33年5月间,王德林如同马占山那样被迫撒入苏联境内(注: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到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巳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定,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 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此段注释摘录于《文史春秋》2007年第四期。就这样,东北义勇军退入苏联成战俘,后来4万人遣送回新彊冻死四分之一。有些史料称王德林在苏期间,曾被斯大林召见过,待考証)。几经折腾,苏方最后同意将王德林、马占山、冯占海、李杜等高级将领转道东欧数国后送回国。王德林回国后,在上海再一次得到了朱庆澜的帮助,为东北抗日武装募集了8,000块现大洋。随后,王德林又奔波于江淮和鲁豫等地招募抗日力量,自筹武器装备,再次组建民众抗日武装,而他自巳的身体状况却愈来愈差,自感来日不长,孑然一身两手空空地回到故里沂水投靠朋友。1938年,王德林已是六+四五的老人了,此年,这位曾经叱咜风云的抗日老人与世长辞了。他走得是那样的平常和普通,在临终前他只给家人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有事找朱子桥将军。” 我曾经读过一位叫明琳(注:她是抗日将领成庆龙的后裔,她的祖父成庆龙曾是王德林的部下。)写的文章,文中介绍王德林去世后,墓中随葬物品除了一盒子炮、手杖剑外还有的也就是六块大洋,这就是这位抗日将军的全部家当了。据文中介绍王德林的墓在90年代中期居然被盗,读后让人心痛不己,感到难以理喻。

插图:由于祖父朱庆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日本人一直想杀害朱家任何一个成年后代,以示警告。因此,抗战期间,朱家后代隐名改姓陶。这是祖父朱庆澜写给姑妈的家书,内有嘱咐家人要帮助王德林家属的内容:“ ……告汝母要知时,遇死难后人及子女要照拂想法子,王德林妻子女要别忘,抗战后裔也,可怜德林兄临死函其家属有事找我,总算知我者也。他的卹(恤)金要注意,告瑞符,阳历年要寄三四+块元去,别忘了……”

王德林去世后的第二年,延安方面在一份叫做《解放》的期刊上发表了《悼念东北义勇军将领—-王德林》纪念文章,说“丧失这位民族老英雄,实乃我中华民族一个损失”。称王德林是东北义勇军四大抗日将领中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于1939年2月出版的一本叫作《抗日英雄》的书中对王德林病逝的消息作了详实的记录,对这位民族老英雄的一生作了祥实的记载。书中还引用了王德林说的一句话:“国土都丧失了,东北民众当了亡国奴,大家应该有钱的拿钱,没钱的拿命,一切统统贡献出来,作收复失地的斗争,才是正经。当了亡国奴,有私产地不是光荣,不能生受的。”文章对王德林那种四+年前没有私产,干了四+年还是没有私产,忠厚、朴实、待人接物康慨义气,说到做到的人品给予了极高的赞扬。这在当时,能对这样一位非党非派的民族英雄给予这么高的赞许和评价,至今看来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的。

其实,第一次向国人报道王德林这位抗日英雄的是一个笔名叫沙风(原名:章维荣),被鲁迅很关注的绍兴热血青年,他对王德林的抗日救国义举极为关注,是他最先详实地报导了王德林的抗日事迹,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史料。

作者与王德林将军的嫡孙女王同合影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们再回顾中国这段抗日战争史的时候,人们习惯于从7.7事变开始谈起。当然,对于日本占领东北14年的历史相比,这些义勇军的战斗生命似乎短暂了点。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经历了8年,而我们的东北同胞却熬了14年,然而,中国人最终看到了胜利,看到了日本人败退出中国的那一天。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却背负着历史的一个谦意,那就是将那些最早站出来抗争的东北义勇军—-我们民族最勇敢、最热血的人们遗忘了。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所以他们极少被人提及,这是历史传播者的责任,也是民族的悲哀。

本文来源:细细静听见的博客,作者:朱汉,版权归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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