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贺伯珍、秦鸿钧烈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在民族危难之际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民族英烈

解放的日子(节选)

苗长水/著

鬼子投降前,在沂蒙山区又进行了一次扫荡。“老四团”侦通连的同志把一包文件送来让我祖母帮助掩藏。祖母把它埋在屋内地洞里。后来指导员转路来取的。那晚在月光下的葫芦架旁,李指导员与我们一家叙话到深夜。

我未能实现在14岁参军的愿望,但从儿童团提前进入了青年。14岁这一年,我当了青救会学习委员,年前冬里去县里开学模会,还是以儿童学习模范身份去的,夏天去县里开青年三模会时,身份便是青年了。14岁当区通讯站副站长(参加革命工作从此算起),15岁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山东的沂南、莒南为全国建团试点。

土改复查时,农会有翻身大队,他们是主角,我们青年配合,我是青年翻身队的队长。当时复查搞得很左。我们还看不到这深刻的一层,只为沸腾的斗争生活所鼓舞,日夜心情激动。从地主家抄出的浮财,摆了一长街,一大院。分配时,我提出只要一点学习用具。大家帮我挑了一张油漆三屉桌和一把油漆椅子,我十分珍爱。当时不少人在浮财堆上瞧着瞅着,挑点心爱的用物。我随着进去,捡了两只精致的小砚台,一个仿圈,还有几本古书,觉得心爱的东西已被我捡尽,其余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在农村各种文化宣传活动的推动与影响下,我从12岁开始学习写作,但一两年都没发表什么东西。我当时说不清我写的是什么,见别人那样写,我就那样写;见那些形式、样式世界上有,我就觉得那样写对。我搞不清文艺与新闻的差别,也搞不清不同文艺样式之间的差别。我画过画,编过歌曲,也写了一些剧本,一直不断写的是诗歌,我笼统称为“诗歌小调”。

1945年春,区通讯站的王维春到村里来发展工农通讯员,我积极报名参加,并开始把那些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新闻稿,寄向报社,此时才知道怎样投稿。我14岁那年,也就是1946年春天,我和一些伙伴在学校门口看新到的报纸,就是那个站岗治了圣母冢那个老实农民的大伙伴,名叫邱为岐,突然告诉我,我那首《生产曲》登了。

这是我写下的不下百余首诗歌中的一首,样式注明:“二月里来好风光调”,署名“工农通讯员苗得雨编”,我当时把创作看作“编”,这只有巴掌大的一篇东西发出来,我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不久接到报社的信说:你写的稿,我们都收到了,你的稿写得很实际,很真实,语言生动,望今后努力。并嘱咐我经常向他们反映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后来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谈了我作品中的优缺点,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信是竖写的,笔画遒劲老练。后来才知道写这封信的同志叫牛玉华,笔名“白玉”。我心中惊讶,原来就是常在报上发表诗稿的那位“白玉”。

这一年5月,根据地小麦大丰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凤阳花鼓调”《丰收》,稿寄去不几天就发表了:河流水,响叮当,丰收年景多欢畅,今年麦子真正好,多年没有这个样,一亩地打六斗多,男女老少喜洋洋。麦丰收,颗粒胖,丰收不忘共产党,急忙忙,交公粮,不掺水来不使糠,拥拥挤挤运前线,军队吃饱力气强。反动派再想打内战,管叫它有去无来喊亲娘……

(20)

《欢送哥哥上战场》是一首篇幅较长的歌谣诗:小包袱,背身上,哥哥起身往前方。锣鼓打的长行点,秧歌扭得实在强,大嫂抱着宝宝送,满场人群闹嚷嚷,小儿童嘻嘻笑,欢送哥哥上战场。青年哥哥真勇敢,赶走敌人再还家乡!你在前方莫牵挂,家中活儿俺担当,等到哥哥回家时,咱再欢乐闹一场!

这年冬描写土改生活的《走姑家》一诗,成为我当时的代表作之一:花喜鹊,叫喳喳,今天我去走姑家,姑姑家里变了样,添了毛驴、黄大马。从前姑家受人欺,如今抬头翻身啦,三亩土地回家来,崭新的文书手中拿。自己的地,多下力,日子过得真是滋,俺表哥,娶新媳,又俊又能全家喜。外亲来道贺,进门笑得把牙龇:“恭喜!恭喜!添人又添地,亏了毛主席。”

牛玉华同志在这年12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到这首诗。报社在发往延安《解放日报》的电讯《十四岁的孩子诗人——苗得雨》中,介绍了这首诗。

山东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是从1943年冬、1944年春开始广泛活跃起来的。后来从一些史料和老领导的谈话中才知道,这个局面都是因为贯彻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而出现的。在牛玉华同志的文章中讲,我开始是鲁中大众报社社长宫达非同志发现的(宫达非同志在全国解放后,先后任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宫社长当时从编辑部一些未用的稿件中见有一批稿子,写的一笔一画,标题多用红蓝铅笔衬着装饰,有的还附有图画,他为出自一个少年的不是一般新闻稿的诗歌小调而欣喜不已,要求大家重视对一个儿童工农通讯员稿件的发表。后来宫社长把这事讲给了正在抓工农通讯与报纸大众化的区党委宣传部长于寄愚同志,于部长又讲给区党委书记高克亭同志。高书记高兴地嘱咐:“这个小孩,要培养!”

后来我调报社,又是宫社长与牛玉华老师定的。我到报社后,他们两位已经一北上,一南下,未能见面。于部长和高书记还在。我听过他们的报告。于寄愚同志还到报社辅导过我们的学习。他个子不高,文人气质比较浓厚,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他倚着桌子,讲得深刻而生动。后来他去省文联筹委会,再去上海华东文联筹委会任秘书长、党组书记。我由《大众日报》调省文联,又调华东文联创作队,再后去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都是于寄愚同志推荐去的。为了对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更多了解,40多年后我去西北,参观了延安。我发现这个会议没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参加,都是当时在延安的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从合影名单中看到有我熟识的刘白羽、丁玲、欧阳山、马加、周立波、艾青、林默涵、公木、严文井、何其芳、华君武等。我看到毛主席在那次座谈会上讲的“两支大军”,一支是朱总司令(朱德)领导的,一支是鲁总司令(鲁迅)领导的。在最后一次毛主席讲“结论”部分的会议上,朱总司令先讲了一段话:“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第七章 父亲的爱情

苗长水的记叙——

苗得雨是苗家庄的骄傲,苗得雨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轰动全庄,乡亲们拥向苗得雨家,把小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这闺女真像那个她呀!”人们都这么惊讶地评判着,矫永被人们看得羞红了脸,低着头一言不发……

在苗家庄历史上,老人们讲到的大事件,有一次大水,一次大火,一次闹土匪。那次大火,威胁到我家房子。老奶奶带着家里人把家具丢到离家门不远的村西水湾里。一只大杌子摔断一条腿。后来这只大杌子就成了我父亲学习写作的课桌。他这样写——

我把它放在靠屋门的地方,在农闲时,工作的间隙里和晚上,我就伏在上面写作,坐着一条四方的小板凳。我祖母在旁边安下一辆纺线车,纺车声与我写字的哧哧声相互应和。晚上杌角上放一盏油灯,照着我写作,也照着祖母纺线。经常是她纺到深夜,我也写到深夜。她因为我写作而不感到累,我因她纺线也不感到累。

白天和母亲下地干活,就在脑子里琢磨词。有一次琢磨词走了神,锄头从肩上掉下来,把脚后跟砍去了一块皮。当时整日就是迷着三件事:搜罗学习材料,操持笔墨纸张和了解本村及外地各种新发生的事情。

那时笔墨纸张是很稀罕的。我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和伙伴们拾过雁屎卖①,也给油坊推过豆饼,一个小木车上捆绑上300余斤重的20片豆饼,单人推着,太阳冒红时,把豆饼推到界湖街②集上,得来一点推脚钱,买半斤锅饼,二两白酒,美美吃上一顿,其余全部用来买了学习用具。我用过铅笔、毛笔和借过别人的钢笔。纸是一直缺乏的。我用过的纸,有的把旧书翻过来,有的是利用点心盒子封皮,是梢门里一家地主兼买卖家的。有一次鬼子来了,扔了一街,我去捡了一些。邻居家一个媳妇捡的一些也给了我,我很感谢她的大方,这种纸用了好多年。一位年龄较大的姑娘,不识字。未婚夫在部队上,每次来了信,让我代笔回信,便把她一支深绿色的破旧钢笔留在我家里。我乐意趁机借得笔用。我给她代笔写信,内容都很有感情,我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她的意思。其实小少年哪里能理解成年人的心事,里边流露出的是明显的孩子气。就像那时看京剧,我们孩子都爱看武打戏,只要女的一出来,哼哼呀呀哎哎哟哟的爱情戏,都觉得真没意思,代笔写信,也就对付吧。后来,笔被她妹妹要回去了。她妹妹年龄大了,上识字班,听说姐姐的笔竟然在我手里,要时撅着小嘴说:“人家的家什嘛,怎么你老用!”很不友好。我不舍得,也没办法。在这以后,又用铅笔、毛笔了。可是在局势恶化的日子里,我将几年写的稿留底,放在小瓷缸里,埋在田野地头,因为缸口没加盖,夏天几场雨灌满了水,拿出来一页页晒干,钢笔字的全看不清了,只有毛笔、铅笔字的还看得清。

第一次属于我的钢笔,是村里奖励的一支“国民牌”笔,是战时乡亲们对我的奖励。乡亲们的心意,使我觉得非常珍贵。带在身上怕掉了,放在地上怕踩了。可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越怕越不囫囵。有一次我在膝头上写稿,把笔的小帽扭下放在地上,让我祖母不小心一脚踩了。我心疼了好些天,从那,这支笔一直没有小帽。然而一支光头笔,竟用了不知多少年。采访、写稿用它,土改丈量土地,我担任记录员,捏着它跑遍了家乡田野。

后来又得到一支“小金星牌”钢笔,被我当做最好的、永留纪念的礼物,送给一位很要好的一起从事农村活动的女孩子。那位姑娘当时有十四五岁,爱唱歌,会扮戏,不打扮就很美丽,打扮了更美丽。可是美中不足,缺少文化。她很开朗,不保守,在农村大姑娘都扎一条大辫子的时候,她就模仿脱产的女文工团员,扎起两条辫子来。为此,我们男孩子打趣地编起她的歌谣:“是谁呀,扎两角③,下南园,去摘瓜,一边摘,一边嚓,剩个瓜蒂巴,漫墙扔给她二大妈……”她听了不恼,只咯咯地笑。

她家是老佃户,是个进步家庭。她的大哥是我们村里最早的共产党员,最早的觉悟者和干部,为人正派,很有威信。1940年在鬼子扫荡空隙建起的抗日小学,我因未去上,受到一些地主家孩子嘲笑。这时党员还未公开。我正在家苦恼时,有一次他来我家,我诉苦说:“我愿意上学,可是我害怕。教学的苗仁甫,那个大烟鬼子,脸上阴森森的,我看见就害怕。领着学生做游戏的那个老头,也很恶,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说:“现在吃得开的,还是些地主家的孩子,不要怕。不要怕这些地主家的孩子!共产党给咱穷人撑腰,只管挺起胸来!”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明确的话,这样鲜明地把穷富挑开,支持穷人孩子,让穷人孩子不要怕富人孩子,我感到心里暖暖的。我记住了“不要怕”,此后每每想到他的这句话就胆壮。后来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位共产党员对一个小儿童的开导。

这位姑娘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因为文化低,很爱学习。每次上夜校,都很认真,手捏着石笔,嘴里嘟念着课文,在石板上用力地画,是大人的,也是一二年级小学生的神态,使她活泼的形象里,又增添了几分天真与郑重。村里的黑板报,每新出刊,她都是热心的读者。虽然读得磕磕巴巴,如爬山似的吃力,可是,背搭着手,很像那么回事。后来,她也成了黑板报编委会成员,晚上我们写黑板报时,她总是自我分工,端着灯在旁边照亮。乡村的一个美丽姑娘,好像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分外的光彩。她能说能笑,可打憷串门。有一次她到我家玩,见了我家的老人,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走了,低着头,翘着带笑的小嘴,两手扳住小桃树,在那里悠荡起来。那神情,恨不能把自己高高的个头变得再矮些才好。但一说起学文化的事,才忽然有话了,小河流水似的,哗哗啦啦说不完。

有一次,在夜校门口,她倚着门框在踢门槛耍。我趁机将新买的一支“小金星”钢笔送给她。出乎我的意料,她不要。不要就不要吧,怎么能勉强呢。但当我进到屋里,在桌上写字的时候,她忽然挤到桌边,把笔夺过去,说:“谁的笔呀,咱借借用用!”就这样,她把这支本来赠她的笔,用公开的办法拿去了。从那,她一直将笔保存着。虽说是借,却一直也未还。

后来,一位朋友偶然送我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张钰参考吴振邦的采访写的《喜鹊缘》这样记述了我父亲和母亲的爱情:1947年,苗得雨15岁。一天,满脸喜气的祖母把苗得雨叫到面前亲切地说:“他哥呀,奶奶给你说了个媳妇,今天好日子,你识文断字,自己写个柬吧。”祖母颤动着小脚,走到柜子前,拉开柜门,指了指那些花花绿绿的新衣服:“这是咱送柬的礼。”老人说完露出慈祥、满意的笑容,好像自己总算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

苗得雨呆呆地站在那儿,他无法说赞成,也说不上反对。似乎一切也得听从祖母安排。奶奶为他说的这个“未婚妻”比他大4岁,因为之前奶奶专门求过村里算命先生,先生说她孙子的媳妇必须比他大4岁,否则就“不般配”。什么大4岁,“不般配”,15岁的苗得雨全不感兴趣,倒是那个“柬”,也就是订婚的帖,却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在我们古朴的乡村,红白大事都要写柬用帖,这是农民们非常严肃的事,说媳妇的事且不去管他,这柬却是要学会写好的。

怎么办?一个秀气、苗条、白净的少女突然闪现在心里,她两条缓缓摆动的大辫子,齐齐的眉毛下,一双清澈动人的大眼睛。“对,找绣织去!”苗得雨扔下祖母,一溜烟跑到绣织家。

“绣织,把你的订婚帖借给咱看看!”苗得雨一进门就嚷。

“看那咋?”绣织嫣然一笑,她也没把那张“柬”放在心上。

世上无巧不成书,她和苗得雨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是15岁。说到绣织的柬,这里需要交代几句,那也是个极普通的农村故事。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家里断了炊,邻村一位好心人借四斗小麦救命,为感激救命之恩,做父亲的把小女儿许给人家,对方送了订婚帖子和聘礼。别管绣织多大,也就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成了人家未婚妻,如此而已。

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孩子,都在苗家庄。平时绣织最爱跟苗得雨玩,那几天不知为什么小绣织总是躲着他,苗得雨生气啦,改编了那首歌谣,在孩子们中间“出版发行”:是谁呀,扎两角,上南园,去摘瓜,一边摘,一边嚓,剩了一个瓜蒂巴,隔墙扔给她二大妈。
孩子们冲着绣织唱呀叫呀,绣织气哭了。

绣织家是翻身户,六个孩子属她小。全家出于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激之情,热情支持她参加儿童团的活动。她也和苗得雨一块站岗、放哨、查路条,一块唱歌、演戏、扭秧歌。苗得雨当儿童团长,她是识字班学员;苗得雨当团支部书记,她当副书记;再后来苗得雨成了鲁中地区模范人物,她也成了县区的模范人物。在村里写黑板报,一个踩着凳子写,一个在下面举灯照;在业余剧团演戏,一个当丈夫,一个做妻子……就这样耳鬓厮磨,形影相伴。有一次晚上排完戏,一位姑娘对绣织说:“我给你找个婆家吧?”反正是开玩笑,绣织故意板着脸说:“行,你说谁家吧?咱俩也行。”大家一阵哄笑,笑过之后,那姑娘指着苗得雨说:“你俩就是天生一对!”一句话把苗得雨说了个大红脸,绣织抬手打了那姑娘一巴掌跑了。夜色遮盖了两张红扑扑稚气的脸,却遮不住甜丝丝的心。

所以今天苗得雨就不假思索地跑来了,绣织也毫不在意地把男家送来的柬递给了苗得雨,苗得雨就坐那儿认真地研究起来。站在他旁边的绣织也情不自禁地靠在他身边,帮他参谋着怎么写怎么画。苗得雨为自己写了一份很有特色的带着图画的订婚帖,两人都觉得“真好玩”。而订婚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约束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越来越密切了。

两年后,也就是1948年底的一个晚上,在小学校排完戏,绣织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黑,真吓死人!你们谁送我?”顿时,几条手臂一块举起:“我去!”“我去!”这些可爱的自告奋勇者嚷成一团。主要是绣织太美啦,平时她那黑油油的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无意中无论辫梢碰着谁,谁的心都会颤抖。她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些热情的仰慕者,使局面有点尴尬,这时苗得雨很不自然地提出:“我去送你!”她却欣然应允了。其实苗得雨也怕走夜路,今夜他也不知自己是哪来的胆量,变得具有了骑士风度。

墨黑的夜,天压得很低,乌云在头顶翻滚,凉湿的夜气说明要下雪了。沂河平原的夜很静很深,远处不时会传来几声深夜的鸡鸣,更显出乡村夜的静谧深远。绣织走着走着偎近了苗得雨,乡村隆冬的寒意悄然逝去。苗得雨也觉得自己今夜突然高大了,成熟了。一路上两人都想说点什么,可都找不着话题,只是把脚步放得最慢,最慢,尽管小学校离绣织的家很远,可这天晚上,这路像被人偷去了一大半,不一会儿便到了绣织家门口。她恋恋不舍地说:“天还早呢,咱们在这儿说几句话吧。”苗得雨说:“这里冷,你穿得太薄,咱们再回学校去吧,老师兴许还没睡呢。”

等两人回到学校,学校里已一片漆黑,他俩摸到排戏的教室里,点上豆油灯,面对面地坐在课桌旁,悄悄地却是深情地谈起来,谈呀,谈呀,谈了很久,忘记了困倦和寒冷。突然红红的灯火一跳,渐渐熄灭了。教室里漆黑一片,绣织有些紧张,她紧紧抓住了苗得雨的手,热流通过双手把两颗心紧紧连在一起了。后来,苗得雨在一首诗中写道:有一个调皮的姑娘,调皮得没法办,她一天到晚净想门道,闹得我坐立不安。……

爱情在雪夜萌发,两小无猜的童年就此宣告结束。

1949年,苗得雨离开家乡,调到鲁中南报社工作,提出要坚决退掉祖母为他订的婚约。也许正因为那时人们对于离家参加革命并不看好,这门亲事很顺利地就退了。可原来对孙子百依百顺的祖母却坚定不移地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她说:“绣织和得雨同岁,同属猴,猴和猴,泪交流,万万不行,两人再好也不行!现在兴自由,他找谁我也不管,只要女的比他大4岁就行!”

绣织的父亲本来很喜欢苗得雨,可他是个忠厚的庄稼人,也说:“当年咱借了人家的救命粮,今天不能忘恩负义,柬已经下了,就不能再反悔,反悔还叫人吗?我不能叫乡亲指我的脊梁骨。绣织的姐姐正好比苗得雨大4岁,只要他愿意,就娶绣织的姐姐吧!”

绣织的父亲和哥哥们也真是喜欢苗得雨,想成全他。不料苗得雨却并不乐意,非娶绣织不行。一天,绣织突然失踪了。家里人吓得六神无主,疑是投了河。街坊邻居、父老乡亲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最终还是得到真实情报:苗得雨把绣织也介绍到了报社,当了资料员。绣织爹气哼哼地找到报社驻地,推开门,二话没说拉着绣织的胳膊就往外拽。绣织哭成泪人,回了家,终于拗不过父母之约,和那位她从不相识的小伙子结了婚。

苗得雨远离了家乡,用泪水写出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当年我有个心上人,她和我本是一天生。她属羊,我属羊,我俩生得一模样,好比一家兄和妹,兄妹二人一个娘……

1951年秋,苗得雨又回家乡沂蒙山区采访民兵英雄、劳动模范。当他来到最后一站——莒南县路镇区采访时,一个奇迹出现了。这天他吃了早饭,正待出发,门吱呀一响,进来一位年轻姑娘,苗得雨一看,霎时惊呆了,脱口而出:“是你!”

“哪有是你?”姑娘不解地问。

“咦,你不是……”苗得雨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同志,我不是谁,我叫矫永,是来开剧团负责人会的,在这里报到!”

苗得雨脸红了,尴尬地解释着。然而又不敢相信:世界上哪有如此相像之人?面前这姑娘那身材相貌,与当年村里的她很像。他不死心地问:“你叫什么?”

“我叫矫永啊!”

“哪两个字儿?”

“矫正的矫,永远的永。”

“矫正的矫?《百家姓》上没这个姓,大概是孟良、焦赞那个焦吧?”沂蒙山有闻名的孟良崮、焦赞崮,人们对古代大将孟良、焦赞的故事耳熟能详。

“俺不姓那个焦,俺就姓这个矫。”矫永说着大大方方地走到桌前,伸出手指蘸着碗里的水,在桌上工整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矫”字。
在以后的三天中,苗得雨以记者身份参加了那个会,与矫永经常见面,了解到矫永这年才17岁,多才多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妇女干部与剧团团长。父亲矫西玉是老党员,东良店村的支部书记。不久苗得雨也到了东良店村,与矫永带领的业余剧团的姑娘们一起交流,教她们唱歌,什么高八度、低八度、四分之四、四分之二,苗得雨在村剧团中早已熟悉掌握,让矫永感觉水平不低。通过一段时间的感情增进,

有一天苗得雨对她说:“跟我走吧?去济南念书!”矫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东良店很多人都说,当年身边年轻人追求矫永的有之,提亲的也不少,但矫永好像等的就是苗得雨。

苗得雨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并写信告诉家乡的亲人。没想到家乡祖母、母亲却等不及了,听说苗得雨找了个对象,说不出有多高兴,二话没说,立即让他的大妹妹苗得云一天走了100多里路,步行从苗家庄来到东良店,来接嫂子回家。苗得雨不在家乡,去还是不去?矫永犹豫了,但为了不让老人失望,她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衣物,第二天就告别了父母,跟着未来的小姑,来到了苗家庄。苗得雨是苗家庄的骄傲,苗得雨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轰动全庄,乡亲们拥向苗得雨家,把小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这闺女真像那个她呀!”人们都这么惊讶地评判着,矫永被人们看得羞红了脸,低着头一言不发……

一直到今天,我母亲矫永70多岁了,我的许多同学和战友见到她都说:“你妈妈很有风度!”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姥爷矫西玉当年很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姥爷,从胶东挑着担子带着他们两兄弟逃荒到莒南东良店安下家,因此东良店很大一个村子,只有两户矫姓人家。我姥姥是地主家女儿,因为小时候得病发烧,长大后智力不及常人,嫁给我姥爷。但我姥爷年轻时就很能干,个子高高,挑担到东海去贩鱼,在村里也最早加入共产党,为组织做过地下交通员,后来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当年很多有名的领导干部都熟悉他。我姥姥虽然智力不好,但她个子很高,家里活都能干,心地也非常善良。我小时候回老家,吃的都是她亲手摊的煎饼、擀的面条。20世纪80年代初,她得了严重胃病,什么活都不能干了,住到济南来。那时“文革”刚结束,家里房子挤,姥姥和我两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大妹现在香港做编辑,小妹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做科研,她们时常想起和姥姥睡一张床的情景。姥姥在济南,牙都掉没了,仍然就是想吃老家的煎饼。她很孤独,常常一个人和家里养的小猫说话,后来这只猫在外边吃了有毒的食物死了,姥姥更孤独。病危时,她躺在省立医院走廊的病床上,我去看她,她很清楚地记得我,我问她:“姥姥,疼吗?”她说:“不疼!”……

第八章 通往故乡的路

苗得雨的怀恋——

母亲去世时,我们好一点的生活才刚开始,1982年是我们国家和个人整个上坡路的开头,一天天安定,不再担惊受怕,通往家乡的路也一天天更方便了,母亲却在这时离开了我们,她没享到不久后就会到来的许多幸福,想到这些,我们就揪心不已。
父亲苗得雨在《想起母亲,心里酸酸的》等文章中这样写——

我母亲是我三姑姥爷家的外甥女,她管三姑姥爷叫“四舅”,三姑姥爷的外甥女、比母亲小14岁的二姨,出嫁前是我们亲戚家年轻女性中最俊美的,我常从二姨的音容笑貌中想象母亲为姑娘时的情景。母亲有一个没有人叫起来的名字胡梅兰,1930年20岁时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才去上学。是旧民主主义洋学堂。两年上生了我。接着通过亲戚王怀荣介绍去南乡码头镇祥茂皮货店当店员,那时他21岁,早上晚上给掌柜的提夜壶。父亲说:“在家给老的还没提过!”有一天门头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找掌柜的,父亲进屋禀报说:“樊爷,门上来了个娘儿们找樊爷!”樊掌柜的见是他姑,恼了:“说俺姑是娘儿们……”为此事撵走了父亲。头一年正月十六去的,第二年正月初十回来的。父亲憋屈得于第二年初秋得了一场伤寒病,差点毁了,送老的衣服都做了,躺了半年多,竟奇迹般地活过来。这一年我有了一个弟弟,只活了六天。不久,祖父、曾祖父先后去世,家里生活窄巴了,卖了三亩地,典出半处宅子。父亲第二场大病是“文革”中的1969年,在东北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多年以后,为别人的事抱不平,生气得了中毒性肺炎,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接到“父病危”的电报,待我赶到,又奇迹般好了,是一个尚未解放的教授名医抢救的。父亲说:“我两番当兵,多年部队生活,经过了无数枪林弹雨,没出事,让小橛子绊了两下子。”我每怨他久久离家,他总说:“我若一直在家,家中将是什么样子,我个人将是什么样子,都很难设想。”

我母亲吃苦耐劳,是个性格随和的人。我祖母为人要强,治家严格,为父亲也有祖父好赌钱的毛病,和父亲常吵架,吵了父亲又吵母亲。父亲伤寒病好后,也不安心务农,时常为赌钱卖粮食,旧社会乡间文化生活缺乏,人们大概从赌钱中得到一些乐趣。我祖父好赌,是纸牌迷,也很喜欢我,见我小时能吃,总说:“尽着他吃,看他长多高!”他时常坐墙根揽着我晒太阳,赌钱不管赢了输了都给我带好吃的回来。我有一次去赌钱的地屋子找他,他抱着我看牌,所以我对他赌钱没有不好的印象。家中卖出三亩地和典出的半处宅子,实际主要是为祖父还赌债。他因生活困难三次下关东,都是空手去,空手回。生活的苦累,身体受伤元气损耗,我5岁那年,他去世了。那年他44岁,我难过得大哭。棺椁先放在场院边上,当几天后埋葬时,我哭着喊着要打开看看,不让人埋。我以为放了几天,可能又活了,总觉得祖父没有死。

父亲也好赌,母亲没有主见,他们毕竟是夫妻,她帮着父亲把家里粮食偷出去卖钱还账,祖母把她看成和父亲一溜儿。有一次正吃午饭,祖母把父亲吵火了,他掀了桌子,砸了一个大瓮,从此离开了家。1939年我7岁,抗日烽火已燃遍沂蒙,父亲离家后先是参加了民众抗日组织——抗敌自卫团,这支队伍不久后即加入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父亲走后,母亲在祖母面前总有一种压抑感,每天默不作声地干活。推磨我有时不乐意当助手,母亲就一个人推。我参与时,也是她把磨棍系挂在我的磨棍上,带着我推,我用劲不用劲,都看不出来,也掉不了磨棍。母亲批评我不用劲,我说:“你比我大两个,劲也比我大两个嘛!”她自己一人推是疼我,每天推磨都是早晨4点左右起床,她不舍得把正甜睡的孩子喊起来,等听到磨呜呜的响声,望见一个缓慢的影子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地映在墙壁上,总是母亲快要推完了。

我父亲生病那年,我大妹刚会站,有一天在堂屋当门忽见她站住了一会儿,我到处喊:“我妹妹会站了!”大妹妹比我小3岁,这个记忆显然是我4岁时的事情,我知道了我的记忆是从4岁开始。父亲在家那段时间,我还记得西小胡同里有一种赌场叫“会”,有“出会”、“押会”、“跑封”的。父亲领着我去喝过几次凉粉,我从小喜欢喝凉粉,喜欢那种又酸又辣、又有麻汁香的综合味道。“出会”的那些文字,如“九官”、“火官”、“青云”、“青元”、“高升”、“坤山”、“板桂”、“元桂”,我也学会了写,画得满墙都是,这也是我学龄前的学文化。村北边有一处庙会,逢庙会有戏,我跟大人去听过。我只喜欢看小丑,看武打,一见小媳妇、老妈妈之类角色出来就烦了,便和小伙伴各处玩,看卖泥猴的,听吹泥哨的,或买碗凉粉喝。

母亲除了不会推车、耕地,壮年汉子干的一切,她都会。锄地揽四垄,会换杌,我是跟着母亲学了一段才会的。场院上扬场,母亲也是行家。多年久久感到对不起母亲的,是我家的磨比别的家的重。我爱人到我家那几年,告诉我说:她一个人推着那个磨都有些吃力。可是多少年都是母亲一人颠着小脚拱,家中几代人都是黎明时听着她那推磨声起床的,母亲有多伟大,用语言不能表达。我爱人那时曾为这事对我讲:“你们当儿女的真没良心。”我说:“老娘是疼儿子,儿子也是从小就当大人使,她不舍得再让我干推磨这一类的活儿。后来又见我忙工作,写稿,每晚到深夜才回家,更舍不得早上喊醒我。”母亲不大爱说话,冬夜里有时给我和妹妹唱歌谣,多年回忆起有一首很抒情的:“枣木梳,弯又弯,俺娘许俺九道山。俺上南园去摘椒,望着娘家的柳树梢,担担的,卖钱的,也不来了!俺想娘来谁知道……”那时却不知道,母亲哪是唱,是哭啊。我和母亲一起下坡干活,从来没有听她说一句对父亲的思念。在许多个冬夜里,一盏豆油灯放在三条腿的大杌子上,大杌子倚着门,灯光的一边,照着我写稿,另一边照着母亲和祖母纺线。三代人的心音在纺车声中融汇流淌。我爱人还曾提到一件事:“你到离家,也没帮咱娘挑一担水!”爱人说得对,也是我久久内疚的。我说:“咱老家井深,用的是瓦罐,我从第一次挑水砸了罐,挑着罐鼻儿回来,咱娘就再也不让我挑水。”母亲在家挑水,一直到再也挑不动了,才让出嫁在本村的大妹妹每天送担水吃,这时家里就剩母亲一个人了。

在母亲身边10余年,离开母亲后又时常回家探望,有多少难忘的和美好的记忆。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双重的母爱。但在母亲去世后,当我也从父辈向祖父辈上走时,每当回忆起母亲,心里越来越觉得涩涩的,酸酸的。我想,祖母一生吃的苦很多,母亲一生吃的苦更多。而许多辛苦,是当儿女的逐渐意识到的。母亲和父亲结婚50余年,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年。父亲第一次参军,干了两年,因为和顶头领导对事情有不同看法,想去上“抗大”,没被允许,一赌气又离开了部队,上了东北。父亲也继承了祖母家族一部分性格,正义,直率。上东北干杂工,卖苦力,又吃了更多苦,受了更多气。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再次入伍参军,到了“四野”的特种兵团。这期间整整8年没有音讯回家。开始我家的户主是父亲,后来就变成了我。本来是六口人的家庭,成了五口人。我的作品里出现的也是祖母、母亲和两个妹妹。村里人嘴上不说,在行动上是把母亲当成失去丈夫的人对待。那时母亲30岁左右,人品模样都受称赞,但谁家办喜事迎媳妇,没有找她的。迎媳妇必须夫妻同在的。我母亲每遇这种情况,有说不出的难过。父亲去东北当苦工到参军,遇到家乡人就打听,但家里什么情况,一直打听不到。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沂蒙山区斗争艰苦,家中老小不知还有几人存在?父亲脑中几次闪过这种念头。二次参军后在报纸上看到家乡出了个小诗人苗得雨,但不知道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当年送我上私塾时,取的名是苗德生。直至1948年秋,全国大片地区解放,通信方便了,他写信给邻居打听家中情况,才知道了家中一切很好。家中也知道了他不但还在,还二次参军,家中原来早是军属了。自那我家开始成了六口人,也马上以军属待遇享受代耕。此后,母亲又常被人请去当迎媳妇的,她喜泪直流啊!
父亲不在家我在家时,开始我与祖母住一屋,后来我与母亲住一屋,她们夜里长久的哭声我都听到。我没有什么办法安慰她们。我在身边,似乎转移些她们对父亲的思念。可后来我也离家了,我一直想,我若有个叔叔或哥哥就好了。我家三代单传,祖父单一早去世,父亲单一早离家,我单一也出去了。我1948年16岁入党,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家可能更早些,是因为这些顾虑拖了又拖。我走那天,祖母和母亲去地里干了一天活,都没吃一口饭。此后祖母常到河崖头向南瞭望,望河对岸一棵树。就是在那棵树的旁边,孙子走远的。我刚离开家乡那段时间,也常常在深夜想起母亲和祖母,似乎听到她们夜里增加了的哭声。

建国后的第一年里,我调到了省会济南。在沂蒙山东部沂河岸边的家乡,感觉上有了些遥远。那时候交通非常不便。1950年底,领导批准我回故乡过春节。我先向同事打听坐火车和汽车这一段的路线,又写信向村上的叔爷爷打听了步行那一段的走法。实际这条线路绕了很大一段,第一天坐上火车约六七个小时到了潍县①,第二天坐汽车到了莒县,在莒县下车住进斜对门一家旅店。那时期那里好像就这么一家旅店,正房东头一面大炕,那晚上,住店的有一个老大爷、一个年轻媳妇、一个壮汉和我。老大爷说:“今晚听我安排,我躺当中,女同志在我右边靠南窗,男同志在我左边靠北墙!”大家和和睦睦拉家常,住了一夜。第三天一早,我就一溜小跑西去,翻过公婆山,不到中午到了逢集的库沟,再往西南奔北儒村,过河便到了苗家庄。那天下午祖母第二趟去场院里取柴草,正好遇上了风尘仆仆归来的孙子。
1951年春夏,我去莒南深入生活。那时已经有了直达莒南县城十字路的敞车,回家有两天就够了。在莒南与我爱人矫永确定了恋爱关系,祖母听说后,也不再在意非要找比我大4岁的不可了,没和我商量,就派大妹去把矫永搬来了。

1951年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的第一任总编、后来鲁中南区党委宣传部长于寄愚同志担任山东省文联筹委会主任和党组书记不久,又调任华东文联筹委会任秘书长、党组书记。以往人们说,于寄愚同志的调走,是因为《山东文艺》受到批判,批判的重点是于寄愚的杂文《说猫》和陶钝的《一只红色腰鼓》、《绣红旗》,听说领导层对于部长工作有“吊儿郎当,白天睡觉,晚上听曲艺人演唱”微词。其实,于部长的老特点大家都知道,他的出色的工作才能和累累政绩,也是上下都知道的。于老一生坎坷,由此开始。然而人们也忘不了于老到了华东文联,给那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如建立华东文联创作队和办刊物《文艺月报》。1951年底,创作队员最先报到的是我与陶钝、王安友。以后,山东的知侠、峻青都去了那里。

我与陶钝、王安友坐火车,用了一天一夜加一个上午到的上海。其中光在浦口过轮渡,就摆弄了两三个小时。一路上还难喝上几杯水。中午从窗口买点吃的,直到下午4点,我辗转了几个车厢弄了一缸子水。我让陶老先喝,他说:“你们年轻人消耗大,你和安友喝!”安友说:“我只要抽烟,就把渴忘了!”疲惫不堪的陶老笑着说:“战士是冒着炮火打去的上海,我们坐火车去上海,可真是天堂般的舒服了!”

到了上海,是于部长同我们谈工作,安排各方面的事。于老那时叫我“小苗”:“小苗,吃什么灶?”我说:“吃大灶。”于老说:“改了,吃中灶!”在上海,我们从解放区来的同志,熟悉了郑君里、周小燕、陈强、孙道临、###吾等早已闻名的老文艺工作者。

1952年春节,我和父亲约好一起回家过团圆节。父亲从东北来,我从上海来。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室,我正等待上车时,广播中呼叫:“苗得雨同志,你父亲在军人候车室等你!”多年已不喊父亲了,他走时我7岁,现在我也长到1.81米的身材,到候车室见到父亲,发现我们爷儿俩个头差不多,我头一句话竟是:“你找我?”我已记不起一夜火车、又一天汽车,是怎么经过的。第三天早上到的家。一进门,祖母还未起床,父亲喊了一声:“娘!……”祖母惊叫一声,便大哭起来:“小婊子儿,你还回来呀?”母亲从北屋出来,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即进锅屋烧水做饭。她的泪早哭干了。那天的饭,我也记不得是怎么吃的了。从父亲有了音讯,到回家探望,又是四年时间的等待,而此时等到的父亲,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然而母亲仍然在等他,从那以后,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母亲总是等不知多少个日夜。直至1981年底去世,是坐在大门口等了一个秋天又一个冬天。

矫永到家里以后,家里有了孙子媳妇,1953年春又有了重孙子长水,祖母不再那么挂念儿子和孙子了。长水周岁学会说话,天天喊:“妈,京京,看爸爸!”矫永抱着他两次去北京,我那时正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55年学习结束,又回到山东文联,矫永便带着长水从老家来省城济南了。祖母、母亲又天天想了。想我父亲,想我,想我妻子,想长水。大妹得云出嫁在本村,妹夫是转业军人,身体负伤较重,不能干重活。二妹得荣在外上学。两个老人更加孤单。我尽可能结合工作,常回家看看。有时是矫永一个人带孩子回去,虽然那时路上非常辛苦,也让孩子多认识老家。1957年初夏,我的老二长伦已周岁,我和矫永领着两个孩子回家看望。恰好父亲也回家看望。我们全家团聚,是第一次四世同堂,是战争胜利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幸福团聚。我带了照相机回家,合影时,在外上学的二妹苗得荣回来了,大妹苗得云也领着两个儿子华子和平子来了。43岁的父亲、47岁的母亲,揽着几个孙子、外孙,十分高兴。这一段时光,也是年近70岁的祖母最幸福的时光。

这年底机关动员家属回农村,矫永领着两个孩子回家住了一年多。母亲高兴地对人说:“他奶奶说,孙子疼奶奶,找个对象自己合心意,让家里也合心意!”矫永模样出众,两个男孩子活泼可爱,两位老人整天欢喜得合不拢嘴。不是这个一手领着一个玩,就是那个一手领着一个玩。长水这名就是老奶奶起的,说:“苗家就得有长流水!”矫永给二子取名“平原”。母亲说:“苗子有水,就嫩!”老二大名便叫“长伦(嫩)”了。长水在济南上学前,父亲又领着他回老家住了一段。这一段长水的印象最深。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已开始了。1960年,在老家出生的老三洪峰已两岁半。我们住在济南,矫永教学回来,打的饭中按比例只有一个馒头,便切成四半,让我们爷四个吃。三个男孩都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因为长期吃不饱都很瘦,我的脸也瘦得很长,妹妹得荣来了见到都心酸。急得矫永也对得荣叹气:“唉,整天就是为吃犯愁!”在不撑劲时,我和矫永商量把老二送回老家住了一年多。家中还有点老底,即使糠菜,也能对付一下。祖母、母亲都高兴,为不让孩子难为着,10元钱买一斤猪肉也去买(那年代的猪肉平时不到一元钱一斤,10元是黑市高价)。祖母做事周到,弄点好东西,也总想着分一些给大妹得云家的两个外甥。是祖母和母亲又帮我们度过了那最困难的时期。

力量集中到孩子身上,老人在困难中更受“靠”了。祖母是1961年70岁时去世的,还差两天春节,没熬过去,是饿犯了痨,内脏功能衰竭。病情加重时,母亲担心,尽早给奶奶洗脚、擦身、换衣服,换洗被褥,拿一大块棉褥垫在奶奶身子底下,奶奶还说硌得疼。我从济南赶回去,从县医院请了医生来诊治,吃了些中药,可已无回天之力,眼瞅着让老人离去了。祖母的双亲都是近百岁才老的,我的姨奶奶90年代才去世。过多的辛劳、苦难,把祖母的生命早早夺走了。祖母在食水不进十数日时,昏迷中听我告诉:9月添了重孙女,还高兴地为之取名说:“叫贵谝吧!”我的第四个孩子,即大女儿现在的名字是“晓霞”,但我们都深深记住她还有老奶奶取的一个名。“谝”是夸耀显示之意,又加一个“贵”字,含意深长,是老人为后代兴旺而欣喜。在那种困难时期,在生命最后时刻,祖母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欣喜离去的。“贵谝”和妹妹苗慧——雪川,都没见过老奶奶,她俩如今一在香港,一在美国,每当提起沂蒙山的那位慈祥的老奶奶,都很动情。

祖母去世后,家中只母亲一人更孤单。以往母亲总依靠奶奶,遇事奶奶拿主意,婆媳相依为命几十年,那感情胜过生母。奶奶也把母亲当闺女看待。母亲从那以后常常难以入眠,曾深情地对妹妹得荣讲:“以往大梁是你奶奶扛着,我只知道埋头干活,这会儿才知道担子的重量。”有一段时间我领母亲来到济南,想让她久住下去。但她住了一段想家,想那几间老屋,便又一人回家,守着老屋,又守了20年。
1963年,老家中遭龙卷风,刮去房上草,二妹得荣赶回家,与大妹得云一起想法重苫的。1965年我出发去苍山采访,顺便到莒南把在姥姥家住了一段的老三洪峰领回家待了一段。从1966年开始,整个“文革”我被打倒失去了自由,已顾不了老娘。当中一段“解放”,回家看了看,母亲情况很好,已稀疏的头发浓密些了,白了的又黑了些。以后我得到平反复职,就结合深入生活,常回家了。县里的同志,也常对老人的生活做些帮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连续几年跑故乡等县,因为找到了一条从泰安的东都去临沂的路,不停地走山路,从省城乘车,当天就可以到临沂地区任何一个县的路,每个县又都有了吉普车接送。这些年内,母亲坐在大门口,在不经意间往西湾边那条路上瞭望,时而望到忽然出现的儿子。1980年,我和省文联秘书长夏雨常同志带领一伙诗友去沂蒙山参观访问,中间回去看望,大家给老人捎去了一些礼物,老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凄凉孤单的晚年,儿子又高高兴兴回家了,一下子来这么多亲人。但我见她身体却比几年前脆弱多了,她抚摸了一下几年前我给她买的老花镜,说:“唉,针线做不动了!”这次我曾说秋天再回家探望,父亲也说秋天回家探望,都是因为工作忙,一拖再拖。父亲在哈尔滨,路远。我那段机关一些繁重的工作总离不开,我哪想母亲一直在家等啊,天天搬着小板杌坐大门口外边,向村庄西湾边的方向瞭望。一双流干了眼泪的眼睛,这样度日如年地瞭望,是比天天哭还难受啊!
就在这次见面第二年深冬,母亲病危。接到电报,已经在军区报社工作的老大长水陪妈妈先坐长途车赶回去。这也是长水在“文革”后第一次回老家。长水一两岁在家里,也跟我小时一样喜欢栽花种树,当然也有奶奶、老奶奶的喜好。他在院子里栽了一棵小榆树,在他上学前两次回家里时,想不到已长成很像样的一棵树了,是两个老人爱护着成长的。祖母说:“要叫它长成一棵大旗杆!”祖母去世后,有人打主意:“长成一棵梁了!”母亲说:“长成三棵梁,俺也看着它长!”长水1970年参军后,省下津贴给奶奶寄过,母亲不断给人念叨:“俺那好孝顺的孙子哟!”

矫永和长水赶到家时,母亲已经服了我一位做中医的本家叔叔的汤药,略见好转。也许是看见了媳妇和孙子都赶到眼前,母亲竟能从床上坐了起来,先拉着长水的手,从窗户上看那棵已长到一抱都抱不过来的榆树。实际上长水从村外往家走的时候,已在妈妈的指引下,早就看见那棵高耸在村庄中的榆树了。因此,这一次回故乡,也唤起他许多关于家乡和童年的美好记忆,为他日后的“沂蒙系列”小说做了奠基礼。他也曾写下一篇散文《我有一棵榆树》,被不少知名杂志转载过。

母亲此时的回光返照,自己感觉也很好,从窗户看看她担心昏迷中无人照管的几只鸡都很欢(实际那几只鸡都由陪在她身边的大妹得云的女儿香莲看护),还对矫永和长水说:“病好了要坐车去济南住住!”矫永和长水赶集去为母亲做了新棉被,买了烧水用的铁壶,还买了肉和鱼。矫永知道母亲喜欢吃点肉。母亲也稀罕那点猪肉,炒菜没用了的,她让用小绳拴着挂到一边留着。长水给奶奶做了红烧鱼,里边放了糖。这时我们也才刚刚随着生活好转,知道做红烧鱼需要放糖。母亲看见长水那么做鱼,还担心“腥气”,做好了尝尝,也说:“嗯,好吃!”

 

我也赶回去,与矫永和长水住了几天,觉得母亲好多了,就返回了。没想到十多天后,母亲病情再度转重。临终前知道见父亲已不可能,只在用力盼儿子、儿媳和孙子,从下午4点已几次昏迷,又几次醒过来转脸向屋门外。那时车不好,路也不好,我和矫永带了机关一辆老式北京吉普车一早从济南往回急赶,晚上7点赶到家,母亲虽不能睁眼,不能说话,但表情里看出,已知道儿子、儿媳到了,她放心地用力喘了几口气,睡去了……

我久久后悔,为什么当时不早些想法让母亲跟父亲去呢?祖母没人照顾可以来我这里。或想法帮父亲调山东来。祖母怕闻汽油味,那时又总说:“等身体壮壮,上济南看看!”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自我安慰,是实现不了的愿望了。祖母和母亲,都是人在家乡,心在四方。我感觉,她们似乎是觉得“家”是离不开“乡”的,一生作为那个年代的沂蒙农村妇女,思想再进步,对于离开家乡,是不愿意“奢望”的事情。我和父亲离开家乡,她们只盼望我们能够迟早回家,没想到我们都是永远不能回去了。她们也许一直这样考虑:若是她们都出来了,在外边的儿女回故乡,不见有亲人,怎么叫回故乡?所以,她们在家守着,守着,也让我们等着,哪怕一两年相聚一次,也是几年都忘不了的愉快。她们是这样安排着自己的命运,也觉得生活在乡间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命运。

父亲说:“我不该撇家,可是在国家那样的情况下,男儿有责,有多少人为革命不但撇了家,有的还付出了家。你奶奶当了大半生的男人,你妈当了几乎整整一生的男人,我一生在外不容易,让我惊叹的是两个女人撑起了一个家,兴旺了一个家。我们这个家,是民族型的、革命型的,又是文化型的。我在家里,不一定能是这样。不是你奶奶由着你,支持你,你也不一定发展成这个样子。你妈也应当说是你身后的无名英雄……”父亲净说的高兴话,从没有一句提过他一生和祖母、母亲分离流过多少泪。

母亲的离去与祖母的离去时光不同。祖母离去时是生活困难中,她是带着饥饿和许多惊恐走的。母亲去世时,我们好一点的生活才刚开始,1982年是我们国家和个人整个上坡路的开头,一天天安定,不再担惊受怕,通往家乡的路也一天天更方便了,母亲却在这时离开了我们,她没享到不久后就会到来的许多幸福,想到这些,我们就揪心不已。

第九章 我家那个年代的四个女人

二姑的追忆——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这是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相依为命的四个女人。

二姑这样写——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这是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相依为命的四个女人。我,1938年出生,是属虎的,虽说是老小,可独立性很强,无论做什么事,善于自己拿主意。我14岁才开始上小学,还是我自己扛着大杌子,拿着小板凳走进学校的。我个头高,1.66米还多,站队当排头。学习用具多是用石板、石笔。我学习很努力,学了不足两年就考取了五六年级,是县里的正式考试,那叫“完小”。
小学阶段吃的几乎全是一色的粗粮子煎饼,喝的红秫秫稀粥,菜是大葱、豆豉、辣菜疙瘩咸菜、香椿芽咸菜。中学阶段吃的是大米饭、朝牌饼。苦就苦了三年的师范生活,连地瓜秧子糠菜都吃不饱。穿的是一冬一条棉裤、一件棉袄,里边套一件褂子就不错了,不知道毛衣、春秋衣是什么,一冬天外衣也不洗,因为洗了就没衣服换了。

不论上完小,还是上初中,还是上师范,来回都是徒步,不管雪多大,风多冷,都得按时到校。上师范第一学期开学,70多里的路程徒步,还得用担子挑着被褥、棉袄、棉裤等,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酷暑难当,从黎明到摸黑,路上渴了向村人讨得凉井水喝。一到校就累得病倒了,一场疟疾折腾了两周,发冷发热,两周没参加学校的劳动和训练。春节放假或开学,走到沂河边,无桥无船,浅水处已结了薄冰,能不走吗?能搁在路上吗?尽管快走,也得20分钟的河水,小腿冻成冰棍,两脚冻成冰鱼,那滋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同学陈为升同情地说:“得荣啊,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凉不凉?”我眼里噙着泪回答不出来,只好快穿鞋袜,快暖和暖和,快搓搓小腿,放下棉裤腿,快活动活动。现在我们村附近有两座大桥了,交通车辆也方便了。那时求学最大的困难是饥饿和寒冷,但这些丝毫没动摇我的决心。越苦就骨头越硬,就越坚强。

姐姐苗得云是1935年出生,是属猪的,属猪的特点是与世无争,姐姐是一个好母亲。姐姐也上过小学,也上过几天完小,那年代对上学不那么重视,上与不上在人们的脑海里没什么区别。哥哥曾在文章中有趣地写到姐姐小时候的能力:“我家也是多树之家,场院上有两排高高的楸树,邻近田地上有两棵高高的杨树。大桥田地崖头上有两棵粗大的柳树。有的是我祖父栽的。那两棵杨树中的一棵,在村头立着,直入云霄,像一杆旗。我记事时,就一抱才抱住一半,树身挺直,我几次曾想爬到上面看看,却望而生畏,不敢上去。想到上去下不来的危险,就心悸。俗话说:‘上树不愁,下树拉油。’有的树,上得去,下不来。我站在树下,望着那滑溜溜又粗又高又直的树干,听见树叶在半空中哗啦啦响,心想若能爬到上边,能看见远处几百里的光景,那该多好?可谁能爬得上?有一次,在一个刮大风的春天,比我小3岁的妹妹竟然爬了上去。她竟然爬到最高枝桠。那一天谁也不在跟前,谁也不知道她怎样爬上去的。她在上面,不慌不忙地把一个多年的喜鹊窝拆掉,掏出蛋,裹到衣襟里,把枯枝一条条扔下来。然后从树上下来,放下蛋,捡起枯枝捆好背在身上,再把鹊蛋兜在怀里,从容地走回家。家中大小都惊呆了。‘哎呀!皇天神,你待上天啊!’祖母惊叹着。‘哎呀!小祖宗,你待作死啊!’母亲在吵着。我只急急问:‘你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在上面看见天大吗?……’妹妹却既不答话,也不解释,像平日从外面拾草回来,卸下背在身上的枯枝,笑眯眯地把那些鹊蛋拿给我看。她分明是有计划做的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又拾柴,又掏鸟蛋。”

……姐姐很前卫,上小学时在村里她先带头剪短发,剪了短发的姐姐很漂亮,圆圆的脸蛋,齐耳的短发,适中的身段。当时我奶奶也没反对,顺其自然吧。说实话我觉得姐姐比我聪明能干,泼辣大方,说话做事都不打憷。

1953年,18岁的姐姐经人介绍嫁给了本村30多岁的复员军人邱西忠。姐夫虽然年龄大点,可长得蛮帅的,大眼睛,双眼皮。天文、地理,无不精通,特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或谁家办喜事,请他写对联的不少。军人的特点干净利落,家里的院子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内也收拾得有条不紊。但姐夫有一个弱点,虽然他身体受伤较重,但也缺乏吃苦耐劳、勤俭节省的习惯。从部队下来,本来能在公家单位工作,自己非要回家不可,是个自己不受管辖、也不愿意领导别人的人。后来后悔,一辈子都在找县里,找原先单位,也没法解决了,最后还是干了庄户,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姐姐不得不受拖累了。

姐姐刚结婚的第三天晚上我去看她,她独自躺在一间小西屋的床上掉泪,我心里一阵酸楚,觉得耳鬓厮磨的同胞姐姐在那里受苦,人都说男大疼妻,可我姐夫不是那疼妻子的人。姐姐19岁生下了长子邱景廷,前前后后6个孩子,三男三女,架没少吵,孩子没少生,我姐姐累上加累。后来几个孩子出生也不请接生婆了,自己拾掇拾掇就抱起来,因为没钱付接生费。20世纪60年代全国闹自然灾害,姐姐家生活特别困难,树叶、糠菜没少吃,还填不饱肚皮。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塞给她个菜团子吃,她攥在手里怎么也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孩子吃。那个多儿多女的家,姐姐又顶了大半边天,靠的是省吃俭用,靠的是精打细算,靠的是一双勤劳的手。多年的植树积攒,一棵棵小树长大当梁檩,给两个儿子盖了6间房。6个孩子有4个上过学,有两个几乎没进过学堂门。姐夫有时拿麦子换大饼吃,拿豆子换豆腐吃,姐姐就和他算经济账。姐夫晚年得了痴呆症,病重时不认人,说话糊涂,有时清醒也痛哭流涕。我回家去看他,攥着我的手亲得不得了。姐姐伺候他吃喝拉撒,冬天拿了那些脏衣服到冰冷的沂河水里去洗。

回忆起姐夫来,他也有许多优点,复员带回来家的十几元钱,我上学急用时,姐姐还给了我几块呢。姐夫父亲去世得早,他每次有新鲜菜或水果,都是先拿给母亲、岳母吃,对岳母娘叫得很甜,像亲生母亲一样。姐姐吃了一辈子苦,爱情不幸福,可姐姐非常疼爱孩子,孩子虽多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从不打骂孩子,曾深情地对我说:“光吃不饱、穿不暖就够孩子苦的,不能让孩子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家庭的温暖。”姐姐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着。我每次回家,攥着她的手,她的双手又粗又硬,不知干了多少活。我常回忆起我俩小时候形影不离像双胞胎,常是哥哥的小尾巴,哥哥带领我俩做村里那些有意义的活动,也一起去拾柴搂草,捞鱼摸虾,大了就帮母亲干那些农活家务活,虽说生活很苦,可觉得很甜蜜。

从奶奶到母亲到姐姐到我,我们这四个女人算我上学最多。1963年我师范毕业开始教学了,父亲、哥哥也常给母亲点钱,村里有人羡慕母亲“有三股水”,是说有来源,可这“三股水”很细,常有断流。我每回家看望母亲,满屋里看看母亲的粮食够不够吃,看看母亲的积蓄。母亲从没有多余的钱,父亲、哥哥给点钱也常常给姐姐点,常常也只不过五六元钱,用旧手帕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放在褪了色的我奶奶的旧矮橱的左边抽屉里,那里边还有我父亲及我兄妹的照片,母亲寂寞时就看看那些黑白照片。哥哥曾接她去济南,我也曾请她来诸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连饭都吃不饱,母亲在哥哥家急得嘴上鼻子里都起了泡,她不适应城市生活,背着个铝壶又回家了。在诸城也只住了几个月,她闷得跑到县委院子大礼堂里去掉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实在使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不习惯,还惦着家里的老房子,自留地的麦子,不得不把她送回家。从此她就固守着那三间旧堂屋、几只鸡过日子。1939年我父亲参加抗日,1949年我哥哥脱产离家,1953年我姐姐出阁,1956年我开始到县城上学,1961年我奶奶又去世了,之后就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到她1982年去世,20年的时间都是和影子相伴,出进一个人,还有五六只鸡是活物,母亲一从坡里回来,一群鸡噔噔跑来,咯咯要食吃。幸亏还有姐姐在本村,姐姐的长女香莲大了常给姥娘挑水、拿柴、做饭、洗衣、收拾家务,冬天晚上和姥娘睡一个被筒,给姥娘暖和着小脚。都说女儿是娘的小棉袄,这外甥女是姥娘的棉坎肩了。是姐姐一家给母亲解闷,我无限感激我的姐姐,也羡慕姐姐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我没有尽到孝道,欠母亲的太多太多,再忏悔也弥补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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